自去年起，海外所开始实施较为强制的KPI制度。尽管这一举措引发了诸多反对声音，但管理团队似乎别无选择。无论是出于真正的信仰，还是为了应对质疑，他们的回应始终是“KPI只是牵引，XXXX”。然而，后面的解释往往显得苍白无力，难以服众。
为什么大家对这套说辞持怀疑态度？因为在绩效考核时，KPI就不再是“牵引”，而是硬性指标。这种转变让许多人感到不适，甚至产生抵触情绪。
对我个人而言，KPI并未带来太多困扰，但它引发了我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：为什么我们总说中国的创新不如欧美？或者说，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创新似乎总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？
或许，这与两种社会形态的本质差异有关。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是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，能够在短时间内聚焦资源，实现重大突破。无论是原子弹、氢弹、航空航天，还是高铁、电网、基建，中国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这种模式在目标明确、资源集中的情况下，往往能够迅速实现从1到100的跨越。
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是“自由探索”，原始资本的积累让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去尝试各种可能性。人们不必为生计发愁，因此能够将精力投入到各种创新活动中。这种分散的、多元化的探索方式，往往能够催生出从0到1的突破，开辟新的赛道。
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劣，无所谓孰好孰坏。社会主义国家擅长从1到100的复制与追赶，而资本主义国家则更擅长从0到1的创新。
回到KPI的话题，KPI的本质是否也是一种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行为方式？每年初，少数人制定目标，其他人则无需过多思考，只需朝着这个目标努力。年底，大家根据对目标的贡献进行评估。这种模式在总部或许行得通，因为总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公司的生存与发展，追求稳定与效率。
然而，对于海外所而言，强KPI导向可能并不合适。公司对海外的定位是创新，希望借助不同文化和地区的能量，探索新路径、新机会。如果海外所也被KPI束缚，思想无法自由发散，那么海外投资的意义何在？与其如此，不如在总部招聘更多员工，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高的效率。
因此，问题来了：如何在确保海外投资真正收益的同时，避免KPI对创新的压制？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破局之策。